近年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悲壮历史的逐渐还原，其左支队的历史功绩也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其实，西路军并非全军覆没，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成建制地和国民党马匪英勇战斗到最后的就是这支衣衫褴褛、苦难跋涉、最后仅有400多人胜利到达新疆星星峡的西路军左支队。
这支部队的成员都是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老战士。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10月底，他们身着单衣渡过黄河，开始了一场更加艰难悲壮的征程。他们孤军挺进、粮弹无继、呵气成冰、惊沙扑面，在众多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夜以继日地行军作战。时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描述：“……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那时，红军指战员没有吃的，艰苦行军一夜到天明。准备休息时，炊事员一点火冒烟，在戈壁滩上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几个小时就被追上了。
西路军全军只有枪7000支，每枪子弹少则5发，多则不过25发，枪没有子弹还不如一根扁担；全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西路军总供给部有一架几个战士才能抬起来行军的制造子弹和手榴弹的机器，但造出的弹药根本供不应求，且缺乏铜铁材料。敌军十多万人，马刀武器山炮完备，吃饱喝足，且多彪悍骑兵。敌人进攻多先以炮火猛轰，而后集团连续猛冲。子弹每人携三五排，射完再补，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击则凶狠反击，即先速退诱我远追，然后骑兵快速反击包抄劈杀枪击。倪家营子血战中，西路军全靠近战肉搏，子弹缺乏，步枪几乎无用。战士手持大刀、长矛、木棍，殊死与敌人进行拼杀。我军孤立无援，有耗无补，敌军则有充裕后勤支撑，在马步芳捍卫地盘消灭红军的鼓动下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将士不畏强敌，以弱战强，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歼敌两万多人，牵制敌军十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左支队所有成员都是先经历了诸如上述100多次腥风血雨的惨烈苦战，眼见和自己一同爬雪山、过草地、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走到河西的众多亲密战友英勇战死，幸存的指战员们挥泪带伤且战且退，擎着红军战旗随部队向西突围到了梨园山口。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年轻人大概还能记得《气壮山河》这本书，作者是当年西路军三十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军。书中曾详细回忆了红军西路军左支队的英雄故事。他描述西路军残部退入梨园山口到达石窝山后的惨烈战斗情况时写道：“战士们都沉着地瞄准，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开枪，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敌人黑马旅一看正面攻不动，便转向山谷，追逐那些掉在后面的女同志和伤员，许多同志便牺牲在了匪徒们的马刀下。……敌人的黄马旅一层一层冲了上来，终于冲到了近前，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打了一排手榴弹，跳起来迎上去，敌人在马上，我军在马下，马刀对大刀，就在山顶的斜坡上杀在一起，呐喊声、马嘶声、刀枪撞击声，震天动地，硝烟和尘土使当空的太阳都变得昏暗无光了。……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1937年3月13日。石窝山头上七零八落地坐着1000多名穿得破破烂烂、面色又黑又瘦的战士，瘦骨嶙峋的战马都默默地啃着石缝里的枯草，再也不振髦长嘶了，山坡上是一片红军烈士，山底下是正在往返梭巡的马匪骑兵。面对这样的情景，当时，我们三十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见面以后都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后来临危受命担任西路军左支队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李卓然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时跟着三十军，与李先念在一起。三十军最能打仗。李先念是政委，程世才是军长，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他们个个聪明勇敢，很能打仗，也很会打仗。况且那时张国焘也没有公开地说他要搞分裂，中央也没有公开他的错误，他仍然是军委的委员、红军总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我记得这座山上有一个很大的石窝，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次会议为石窝会议。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人。面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当时面对部队的这种惨况，徐向前同志一直比较沉闷，石窝会议上他并没有多讲话。陈昌浩讲了一番话，他说为了保存干部，要把干部分批化装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里目标大，敌人要打，因此他和徐向前先离队过黄河找援西军，找中央汇报情况。”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3日即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党中央，电文说：“西路军于13日晨被敌追到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中露营。没多时敌骑已追来，现正在战斗中。西路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
14日下午5时左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提议作出如下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东返陕北，向党中央报告西路军作战经过。剩余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王树声率右支队向东游击；李先念、程世才率左支队向西游击；张荣（编者注：后经考证为毕占云）率总部机关干部、伤病员、妇女及小孩，就地游击。
当日晚，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左支队和部分总部人员向西进发，向祁连山深处前进。李卓然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终于甩掉了二马的围追阻截，摆脱了敌人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天敌的重重围困之中。在祁连山40多天的行军中，要比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吃皮带。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的。……我们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修好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星星峡方面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并电令组织特别工作委员会，我任工委书记，李先念等十来位同志任委员。接到中央的电令，我们这支虽遭受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大家坚信，能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带着这支百经磨难而不屈的钢铁队伍向星星峡方向前进。”
1937年4月6日晚，西路军左支队致电刘伯承、张浩转报中央军委：“西路军左支队903人已经艰难走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困疲至极，急需休整，然后改向安西前进，拟在安西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前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派人到星星峡接应我们。”
4月22日，左支队走到距安西县城140里的蘑菇台，此时部队已经疲惫到了极致，及时受到万佛峡石窟道长郭元享的接济后继续行军。由于当时获取情报十分困难，事后才知道，敌第二九八旅第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部经三天日夜急行军，已先期赶至安西县城，准备按马步芳指令堵截全歼红军。
次日，左支队由当地农民向玉亭带路，从蘑菇台进至安西县南部的踏实城。部队急需休整，为此西路军工委开会讨论攻打安西县城的可能性。是日夜，左支队在踏实城宿营。4月24日凌晨，西路军左支队从踏实城出发北进，中午时分进至安西城南13公里之十工村。西路军工委在此再次讨论攻打安西县城的问题。因有模糊情报反映安西城内新开来敌军，会上发生争论，工委书记李卓然坚持绕过安西城直奔星星峡，但多数同志为了急于获得休整坚持要打。工委会议最后决定攻打安西县城。是日晚，左支队进到安西县城下开始攻城，遭敌疯狂阻击。红军打了半夜，未能破城，天亮前，撤至城西北及城北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等处。
4月25日，西路军工委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做干粮，一部阻击敌军，待天黑后向新疆转移。上午，敌军大部队很快出城追击到五营村、王家屯庄等处，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红军拼死抵抗，激战一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激战中，第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等数十人牺牲。是日晚，红军突围，向安西县西北45公里之白墩子前进。4月26日上午，西路军左支队转移到白墩子，又遭敌骑兵追击，经过苦战突围。敌军穷追不舍，红军且战且行，向30余公里外的红柳园地区转移。下午，疲惫艰辛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在红柳园同敌军展开激战。这是西路军西征与国民党马匪的最后一战，李天焕将军在《气壮山河》中写道：“敌人的骑兵从左右两侧迂回，将我们包围起来。战士们看看密密层层的敌人，再看看仅剩几发子弹的步枪，都拔出刀来，准备作最后的一拼。”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全凭大刀、长矛，上至军长、政委，下至炊事员，都在和敌人厮杀，一直到黄昏天黑，砍死几百敌人，但我军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第二六七团，几乎伤亡殆尽。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第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总部译电组组长陈茂生等牺牲。红军队伍被敌军冲散，人员趁天黑分散突围。
此时，中央已经责令陈云、滕代远等先期到达新疆迪化，即同新疆督办盛世才和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取得联系，组织物资、汽车接应西路军。4月27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第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键等13人首批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新疆省边务处主任王孝典的热情接待。杨秀坤、刘庆南旋即派人带汽车迎接正在前进中的左支队同志，当晚即有40余人被接到星星峡。4月28日到达星星峡的杨秀坤接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电话称：昨哈密保安司令尧乐博斯叛变，已派兵向星星峡进发，去收缴红军的枪支。西路军指战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果然新疆哈密行政区保安司令尧乐博斯派其副官长率士兵多人，乘坐汽车来星星峡“收缴”红军的武器，并要红军“投降”。左支队同志立即将他们制伏，并将该副官长处决。
随后，杨秀坤、刘庆南等继续派汽车到星星峡以东戈壁滩接应受困的左支队同志。陈云商请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派飞机向到达星星峡的红军空投食品、药品、用品等。5月1日，到星星峡的红军已400多人。陈云、滕代远等带领满载衣物、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指战员。下午，在星星峡召开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欢迎慰问大会上，陈云发表讲话说：“同志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来迎接你们，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艰苦奋斗、历尽磨难、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在场所有同志就似失散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一般流着热泪欢呼雀跃。
5月3日，陈云、滕代远带领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星星峡的人员，坐汽车向迪化进发，行至苦水时，陈云利用部队行军临时停车休息开会，向全体指战员讲话。陈云在讲话中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今后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5月下旬，陈云、滕代远将到达新疆迪化的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为总支队，下编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大队。10月22日，陈云、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西路军余部430人，抵迪化已有5月余，现进行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有些人多次要求赴苏联学习，未得国际同意。现准备乘车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如不能成行，即准备全部学习飞机、装甲、汽车、炮兵和骑兵，请中央指示。”10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陈云、滕代远：同意将西路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学习新技术。10月，陈云向西路军总支队人员传达中央10月25日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陈云与邓发从总支队挑选吕黎平等25人拟到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与航空机械；洪耀、肖邦宁、朱日辉、谢华、周云超5人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陈银山、易良荣2人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西路军总支队在迪化开始学习军事技术课程。此时国共第二次展开合作，故对外称“新疆新兵营”。其中第一、第二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及修理；第三大队学习装甲车坦克的驾驶及修理；第四大队学习炮兵技术。总支队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通信训练班，由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担任教员，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新闻为中央提供情报。经过培训，学员们的通信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并有60多人成为通信技术骨干。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充实中央三局和抗日前线。
1938年12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称：“西路军到新疆的干部战士共437人，其中营以上干部45人，连级干部40人，医生7人，无线电工作人员10人，其余为排以下人员。”